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灵气，我们要善待

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具有意识、灵性，不仅人有灵魂，作为民族祖先的动物和植物，如龙、凤以及某种花、鸟等等，以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树木等等，无不具有灵魂，成为人民崇拜的对象，并被人格化之后像人一样，具有思想、感情和意志，有各自的灵魂存在。它们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理基础，也是人们的精神寄托。

各种自然神灵遍布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水中，神鬼涌集、络绎不绝。 

由于“苍天”在上，凡天空之中各种崇拜物均以“天”为舞台，它最值得崇拜，至高无上。“神化”“人格化”的天，就是“天帝”“天公”“天老爷”。《墨子·明鬼下》认为夏征伐各部落是“行天之罚”，可见“天”是有权威的，可以成为征伐的理由。至商“天”已称“帝”。

地作为一个实体在天之下，在人之足下，是人类的衣食住行的源头和场所，因而受到膜拜。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把地与天同列，以阴阳学说解释自然，地为阴、为坤、为母，与“阳”光普照的浩浩“乾”天相得相随。地下是神奇的，但人除了入住天然的山洞外，也不过只有掘地的本领，因而地下的情况也只有想象了。地下黑、湿、少氧或有三层，为地下之国、冥府所在，那是灵魂受罚的所在。地是慈祥温暖的，有母亲情怀，称地母，其神曰“社”。

古人对天上的日月各自形单影只有相仿的解释，认为原始的天空太阳和月亮是很多的，但多日致灾，要把多的干掉。台湾的雅美、排湾族在神话中是以杵杵掉多余的日头的。满族则用套羊的方式套掉了多余的日头。汉族的后羿，则是射日的功臣。

有月的夜晚是美丽的。人们于是在节日稀少的季节里安排了一个中秋节。而月食是恐怖的，历代占星术士均把“天狗食月”当作重大的凶兆。谶纬之书对此事从来不敢轻视。

星星对应着地上的人，“地上多少人，天上多少星”，这种人星相应的观点使关于星星的信仰丰富多彩。人的肉眼能够分辨的星星只有4500颗左右，在这个数字上做文章已经足够。首先把星星分成三六九等富贵卑贱种种，然后给主要的星星附丽上性格和故事。最明亮的而且经年移位的行星是最具有异象的。它们是金、木、水、火、土。占星术士就是根据这些行星在天宫中的特殊位置来预测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治乱的。

某两颗行星运行到邻近的位置，这种凶兆被称为犯冲。1999年8月18日九大行星连同日、地运行到一个特殊的“十字”形位置，引起了人们对“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关注，然而那个日子已经过去，天下却很太平。在神话中，金星叫太白、主司征战，木星则是福星，南极老人星叫寿星。各民族普遍崇拜的“三星”却指“福、禄、寿”。北斗七星也倍受崇敬，是人们辨识方向、计算时辰、预知气象的主要座标。至于流星、彗星，则是盗贼和灾难之星。

天象崇拜物包括雷雨风云虹等，首要是雷。从春到夏的雷声与生长季节的同一使人们相信是雷给大地以生机，因而，雷是起动万物苏生、主宰万物生长的神。同时，雷又是天怒的标志。《魏书·高车传》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时有震死，……则为之祈福。”至今，北方民族仍有雷忌。

与雷相随的是闪电，它们是一个事件的两个方面，在民间成为对偶神，有雷公电母之说，《山海经海内东经》中雷神“龙身而人头”，擅于“鼓其腹”。而云龙，当是闪电之形象。风、雨、云、虹各有其神，对其崇拜的原因庶几如雷电。其中祈雨的习俗从古至今，十分普遍。

此外，对于水、火、山、石等自然物的崇拜，亦属自然崇拜之例，水神曰河公，且各水自有其神，如黄河神、长江神、湘君、龙王等。汉族火神曰祝融，而各族另有自己的火神。

山神之大，莫过于昆仑。《山海经·西次之经》说“昆仑之丘，是实惟常之都”，为“百神之所在”。实为神山。古籍中记录的神山很多。如《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说的海中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列子·汤问》所载蓬莱、瀛洲、岱舆、员峤、方壶五神山，《淮南子·天文训》中共工与颛顼争帝时共工怒触的不周山等。每一地域都有名山，每一名山都有一位山神、土地镇守。古时皇室喜欢举行祭山封山大典，而泰山封禅被视为国力强盛、国君得于天的象征。

石头崇拜最早应出自女娲拣五色石补天的故事。直到今天，中原神话中还流传有这样的故事。据说，王屋山主峰天坛山上下都有五色斑烂的石块，这是当年女娲补天时剩余的石料，称女娲石。此外，全国各地还有盘古石、大禹岩等。今天，我们看到的蒙古人的敖包和藏族人的嘛呢堆，就会感到石头作为自然崇拜物所具有的永恒与广泛的意义。毛泽东小时叫石三伢子，父母希望他根基坚固，让他崇拜了一块石头。 

万物有特性，这物与那物特性不同之处就是可以表明自身的意识，这物与那物是有信息可对比的，凭此，物可以寻类而聚。

有生命物有意识，无生命物也有意识，有生命物可感知冷暖和自在及不舒适，无生命物有得失之感。有生命物是物原子量子构成的，无生命物也是由原子量子构成的，它们彼此都有互通共同之处，宇宙是由万物构成的，万物的意识并联成宇宙意识，万物意识总归就是神。（华教创始人 王在望搜集整理）

中华民族的敬天法祖信仰

 【中华民族的敬天法祖信仰】

      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恒久敬天法祖信仰的文明。“古之有言：‘观天之象，究天之极，行天之道，谓之敬天；安祖于土，守祖于陵，习祖于慧，谓之法祖。’”

敬天法祖，就是敬奉上天，相信“老天爷”，同时祭祀祖先，祈求祖先的福泽庇佑，并效法祖先的懿德嘉行、家风家法等。敬天法祖是早在上古就已经形成的传统文化习俗，数千年来一直流传于华夏大地。所谓“祖宗家法”在古代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地位。《明史》卷四十八“敬天法祖，无二道也”。朱熹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天道，循地道，顺人道，合人伦，守礼仪，祭祀天地和祖先，崇拜圣贤英雄，天下为公，心怀天下，圣贤君王心系天下百姓，仁人志士为国奋不顾身，只有华夏中国文明之人的崇拜和信仰是天地人，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的，积极的，向上的。

敬天首要做到尊重天，对“天”要有着敬畏之心、反观之心，要与天和谐相处，做到天人合一。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所以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顺应天时。效法自然，即是天道；效法天道，即是人道；天之道，是万物运行的规则，人之道，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人道对应了天道，就符合了发展大道。

 《道德经》、《南华经》提倡恢复人的真性情，反对外在条规对人性的压抑、异化，故而有“六亲不和有孝慈”、“不尚贤使民不争”、“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教导，又岂会呼吁“法祖”。“敬天”是尊重自然法；“法祖”亦遵循先祖习惯法。正所谓：“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

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自外至者，无主不上。“《尔雅·释天》文。云‘自外至者，无主不上’，《公羊》宣三年传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华教创始人 王在望整理）

华教的历史命运以及主要内容特质探讨

     第一，华教的神灵杂多而又有主脉体系，大致可以归结为天神、地祇、人鬼、物灵四大类。天神以昊天上帝为最高神，其次有五帝五神，再次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司命司中司民司禄等，共同组成天界。地祇有后土、社稷、山川、岳镇、海渎、江河、城隍等，共同组成地界，人鬼有圣王、先祖、先师、历代帝王贤士等。物灵有旗纛、司户、司灶、四灵等。这四大类又以祭天、祭祖、祭社为轴心，形成一套由高到低的完备的郊天、宗庙、社稷的典制。明代嘉靖帝说：“天地至尊，次则宗庙，次则社稷。”这是对传统宗教祭祀层次性的典型看法。远且不说，以明清两代为例，看其如何划分大祀中祀小祀的。明代以圜丘、方泽、宗庙、社稷为大祀，以先农、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等为中祀，以其他诸神为小祀。清初以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以其他天神、地?、日月、先王、先师、先农为中祀，以先医、贤良、昭忠等为群祀；乾隆中升雩为大祀，光绪末升先师孔子为大祀。历朝的大祀大致都限制在祭天祭祖祭社稷的范围之内，是国家最重要的祀典。这样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有了一个在人间之上的神界与人间背后的阴间，对神鬼的崇拜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正宗的信仰。

第二，华教神权与君权、族权、父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家族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神权为国家所掌握，执政者将宗教祭祀作为国事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明代一年中经常的祭祀仅大祀就有十三：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夏至方丘祭皇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四孟季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共约中祀二十五，小祀八。这样看，封建执政者的宗教活动是异常繁忙的，传统宗教作为国家宗教的性质是突出的。历代君王在取得最高统治权力以后，必须实行祭天祭祖祭社稷，才能表示继承了华夏正宗的神统政统和礼统。君王对佛、道诸教可信也可不信，但必须敬天祭祖。这种宗教对其他外来宗教有很大的拒斥性，从而保持了自身的连贯性。清代康熙时，罗马教廷干预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祭祖、祭孔，其教士被严令排逐，证明中国固有的信仰和礼节凛然不可侵犯。

第三，华教与传统礼俗融为一体。由于古人多从礼教的角度处理宗教祭祀，因此特重祭坛建制、仪规仪注，比较忽视宗教信仰与宗教理论的建设和深化，满足于关于天命鬼神的一般性观念。这样，宗教性常被世俗礼教的形式所掩没。从礼与俗的关系上说，上层贵族的宗教礼仪，逐渐影响到下层民间风俗，如祭祖、祭社、蜡祭等；而有些民间宗教习俗也被贵族所吸收，变成国家的正式祭典，如祭灶、祭户、祭关帝等；形成上下交流，使得传统国家宗教具有民间风俗的社会基础，因而能够盛行不替。

第四，华教同儒家的礼学关系密切，或者说儒家的天命鬼神思想和关于吉礼凶礼的论述正是传统宗教的神学理论，因此两者有所交叉。但是儒学毕竟是理论形态的学术文化，而传统宗教是以祭祀活动为中心的实体化和实践化了的社会事物；儒学以理性为基础，追求成圣成贤、安民济世，传统宗教以信仰为基础，期望神鬼的护佑，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儒学中有宗教的成分，有些儒者热中于宗教祭祀，但敬鬼神而远之者居多，并且只是看重宗教的德性教化功能，并不真信鬼神，宗教祭祀并非儒学题中应有之义，儒家主流派的兴趣仍在现实人生与社会伦理上面。由于得不到儒家学者强有力的支持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重现实轻彼岸的影响，宗法性传统宗教的理论便发达不起来，未能形成博大严整的神学体系。

第五，华教过分地依赖于国家政权和各阶层的族权，自身在组织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也没有教徒与非教徒的界限。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和延续，只要宗法等级社会存在一天，它便需要支持和保护这种宗教；另一方面也使得这种宗教很难有跨越宗法等级社会的能力，如同佛教、道教那样延续到近现代，一旦中世纪社会土崩瓦解，传统宗教便随之消亡。因此，当中国从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候，具体地说，在辛亥革命和倒袁之后，宗法性传统宗教便因得不到帝制的支持而从整体上坍塌了，剩下的只是余音的缭绕和民间习俗的惯性作用。

第六，华教的历史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用“君权神授”的信条维护着君主专制制度，用天命鬼神思想来削弱下层人民对剥削压迫的反抗意识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意识，用崇宗敬祖的观念来束缚人们对狭隘性的族权、夫权的挣脱，因此具有很大的消极性，特别在帝制社会的末期。另一方面，当崇奉传统宗教的统治集团处在上升时期或者相对健康的状态时，传统政权对宗教的维护作用便具有积极的因素。当执政集团中有人肆无忌惮、置一般原则于不顾时，其他人也会用神权的威力和历史教训来劝导、限制乃至更换这样的成员(包括帝王)，使执政者有所戒惧和收敛。传统宗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它所形成的宗教礼俗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力量，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良有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应当给予它一定的历史地位。（牟钟鉴）

 

华教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多样性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形成多源汇聚的过程和多元一体的结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种多元开放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形成兼收并蓄的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教衍生了儒释道三教并在其后发展中融合了三教信仰以及中华民族的人文信仰，儒释道三教之间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在理论上关系日趋密切，融汇共存，最后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三教合流、三教归一成为华教的观念深入人心，普及于大众，成为习俗和风气，这是华夏民族信仰上的一大历史特点，在世界上找不到同类的事情。

在华教信仰的指引下，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延续数千年至今的古代原生核心文明，并一次又一次的在不同时期成为最强大与最先进的文明，成就与信仰是如此的伟大，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王在望）